四十四、老师偏心

黄晓捷

经过父母的开导，自己的努力，在老师和母亲的特别辅导下，我的成绩突飞猛进，71年寒假前的考试，各门成绩名列前茅。之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了全班前列。

从学习跟不上到名列前茅，这让我感到了学习和努力的快乐，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大大提高。上五年级时，有一次做数学作业，我觉得老师教的方法太复杂，太费事儿，太耗费时间，为了图省事儿，我想了一个偷懒的方法把题给解了。

没想到第二天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把我大大地表扬一通，说我用心，动脑子，用一种没有学过的更加简洁的方法解了数学题。老师还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这么解题，是自己想的，还是谁教的？我说是我自己想的，没谁教。老师问为什么这么解题。我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才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偷懒。接着，校长和那位瘦瘦管教务的女老师也把我叫去，反复问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最后的答案也是我觉得书上的方法太费事，想偷懒，所以想出了这么个懒汉的解题方法。

过了几天，全校开大会，校长在会上当众表扬我，说我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居然用从未学过的初中二年级的数学方法解了数学题，很好，很棒。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以这种态度对待学习。要全校同学向我学习，并要求我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更好地完成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的学习任务。还让我站在台上讲用。我手脚无措呜了哇啦讲了几句，也不知自己讲了什么。大家居然还鼓掌。这让我受宠若惊。

我无意中找到了一种方法解数学题，获得了表扬，却也给了我不小的压力。。后来我开始有意寻找简单的方法解数学题，但效果不佳。

原来是瞎猫撞上了一只死耗子。

其实我不太喜欢数学，更喜欢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常识课。那次无意中的出彩完全是因为想偷懒，我心里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想偷懒而被表扬，这让我有些意外。后来慢慢知道了，很多科学技术，很多现代化的产品都是因为想偷懒儿而发明的。

在跃进门小学上学时，还有一个与考试有关的美好回忆。不知是四年级期末还是五年级期中考，那次考试，我的数学成绩名利全班第一名。正当我心中很是得意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学校突然宣布那次数学考试成绩作废，全体重考。我好不容易得了个第一，不仅作废，还要重考，这不是开玩笑吗？可决定就是决定，必须重考。

重考就重考吧，可考试时放了羊，老师不监考，同学们三两成群，居然商量对题，互相抄。就连平常最乖最听话的好孩子好学生尤国丰、张浩、董京斌也坐在一张桌子上，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相互看卷子，大做小动作。我孤独地坐在后边，看着她们不遵守考场纪律的样子十分不顺眼。因为班里的男生都在等着抄我的卷子，我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我心中不忿，又有些紧张，知道她们三个，尤其是国丰、张浩联了手，我很有可能落下风，拿不到第一了。于是我一看到她们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就故意大声咳嗽，意在提醒她们注意考试纪律。但她们冲耳不闻，视而不见，还互相挤眉弄眼，偷偷地笑，全然不把考场纪律放在眼里。我的提醒全都是马耳东风。

考试结果，尤国丰第一，张浩第二，我只得了第三。这让我十分不忿。太岂有此理了，太不像话了，上课互相抄，还嘀嘀咕咕，严重违反考场纪律，老师居然不管，还给她们第一、第二。我这么遵守纪律，独自完成考卷的居然只得了第三，这，这，这太不公平了嘛。

我想她们不遵守考场纪律，在考场上公然交头接耳，讨论题目，交流心得，核对答案，老师应该是不知道吧？因为考试时老师发完卷子就走了。于是我决定向老师举报有同学考试时不遵守考场纪律。老师没听懂，也不往下问。我又说，有几个平常表现比较好的同学这次考试交头接耳。老师还是没听懂，还是什么也没问。我再说，这次考试前几名的女生考试时互相抄。老师还是没听懂。我看老师还没反应，咬牙下决心准备实名举报。老师看我没完没了，还要继续举报，于是哈哈大笑说：你不是已经得过第一名了吗？还不知足？这次就是开卷考试。你是真本领。别人也是真本领，不要妒忌了。一个男孩子，这么小肚鸡肠，还跑老师这里打小报告，不害臊吗？说得我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更是臊得无地自容。

是啊，我怎么这么小心眼呢？从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我觉得自己特别不仗义，特别没意思，特别丢人现眼，和女同学争什么高低嘛？赢了不光彩，输了很丢人。好男不和女斗，我这是瞎争什么呢？举报还被老师数落一顿，多丢人啊！从此，我记住了不和女生争高低，输了丢人，赢了不光彩。现在尤国丰是美国某大学著名药学教授，张浩是中央某部委的干部，董京斌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高级讲师，在事业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1970年过去了。1971年上半年也过去了。这一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湖北省均县进行学制改革，小学取消六年级，初中取消三年级，小学初中高中学制改为九年。因此，跃进门小学的五、六年级学生同时毕业升中学。我们四年级升为五年级，同时成为全校最高年级。

原来头上有五、六年级两座大山压着，在学校里屁也不敢多放一个的我们，一下子成了学校的老大。老大的滋味是很好地，因为除了老师之外，再也没有人敢管教我们了，而我们再也不用低眉顺眼看着高年级同学的脸色、躲着谁，贴着墙边走路了。走路优先，玩儿乒乓球优先，上厕所都优先。看到低年级的小同学们对我们的尊重和敬畏，那种感觉，哇，好极了。

当然，我们也没欺负小同学，老大要有老大的样儿，不仅不能不欺负，还要保护他们。要是有高年级同学的敢欺负低年级的，或是男生欺负女生，我们立刻出头管教。

1971年的暑假过后，新学期伊始。我们是五年的学生了。不久，在老师的点拨和同学们的民主选举下，我当上了班长。之后， 宣传队长、鼓号队队长、运动队队长等等桂冠一一落在了我的头上。身兼数职，那叫一个开心。我真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了。

可过了没多久，开始觉得不对了。再过些日子，才真正地悟出一点儿门道来，成人不自在。挂上各种桂冠之后，我成了瞩目的对象。只要我上课打盹、学习偷懒、开会说话、和人吵嘴、与同学打架，考试成绩稍差一些等等，没废话，轻则被老师提醒，重则被校长叫到办公室批评，张口就是，你是班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严格要求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呢？好好反省。从北京到金口、从金口到咸宁，从咸宁到丹江的前半年，上学后的整整四年，我基本没做过班干部，更没有做过学校干部。而这一次，突然当上班干部，还担任了学校各种什么队的职务，就像疯惯了的野马突然套上了缰绳，那叫一个不自在。每当站在办公室被校长、老师批评时，我就在心里想，当什么班干部嘛，那么多约束，太不自由啦。

就在这种不自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全校召开全体红小兵大会，集体选举红小兵团长。老师提名我和尤国丰为候选人。那次选举时，我不想当正的，只想当副的，最好不当，那样我就可以轻松自在，无拘无束，可以不管事儿，也不用天天被老师指使着干这干那，更不会因为和同学吵嘴打架而被校长老师批评教训。于是选举时，我操作男生，要他们选我时不举手，选尤国丰时，举双手。

选举顺利完成，尤国丰票数最多，被选为团长，我票数不够，按照选举规则，我可以如愿以偿不当学校红小兵团干部了。

可我们新的班主任胡桂英老师不这么想。她很生气，自然问题很严重。在选举大会上，当场大怒。胡老师当时就严厉地说，有人竟敢操作选举，把那么严肃的事情当儿戏。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散会后，新班主任胡桂英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了我一顿。接着关定国校长也把我叫去批了一顿，那位瘦瘦高高的女老师也批评了我。大意都是操作选举的行为很严重，性质很恶劣，小小年纪胆大妄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严重辜负了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殷切期望，辜负了同学们的殷切期望。还说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有大有小，你的能力大些你就应该多干些，骄傲自满，不就是解了一道题吗？革命的道路长着呢。拈轻怕重躲清闲想都不要想。你越不想干，就越让你干，还要让你多干。还责令我必须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和保证。还说要找家长好好问问是怎么教育儿女的，为什么不愿意为学校多做些革命工作。同时宣布选举无效。

我没想到我的一个游戏动作，让校长、老师动这么大肝火。我着实被吓的够呛，最怕的就是校长老师们升级把这件事告诉我父母。于是当即规规矩矩地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前面，写检查。大概是真吓坏了，我的检查得特别深刻，依次通过了胡老师和两位校长的审查。

不久学校宣布，本来要让黄晓捷同学做红小兵团长的，但鉴于黄晓捷同学操作选举的严重错误，任命尤国丰同学为红小兵正团长，黄晓捷为副团长。还加了一句话，主要工作由黄晓捷负责。偷鸡不成蚀把米，当了个副团长，却要负责主要工作，不就是什么活都由我来干吗？我很后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直接动员男生举双手选我做正团长不久得了吗？红小兵团长，我的头上多了一道光环，却是副的，脖子上多了一条锁链，是正的。胡老师说偷懒，想都不要想。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的小学五年级，在校长、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以及父母兄长的教导、带领和自己的努力下，我度过了11岁人生大丰收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年我成了小干部，老师经常吩咐些工作要去做，而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则必须动脑子想办法去完成这些事，还要看老师和同学们的脸色，因为干好了，他们会笑一笑，夸你一句。可是干不好，即使不批评你，看你一眼也够你一呛了。而且有的事情，老师说好，同学说不好，或者是同学觉得好，老师却说不好，让我十分难受。

因为想要办好事，就必须动脑子想办法，并身体力行，动脑子，动笔，动嘴，动手，动脚去执行。因此，开启了心智，积累了经验。所以有了很多记忆，并且是比较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