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跃进门小学

黄晓捷

1970年底，到丹江分校后不久，我们上学了。

我本应该在1966年9月上学。但由于文革的全国动乱，直到1968年1月毛主席批示“复课闹革命”后才上学。1969年3月起为排演国庆20周年的节目，又有半年没上课。1969年12月离开北京到湖北武昌金口镇家属连，由于当地不接收外来人员子女，结果又是几个月没上学。后来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校部批准组建金口子弟小学，我们才停止游荡重返课堂。没多久，我又去了咸宁干校子弟学校，近半年的时间里每天只上两节课。直到1970年12月随父母到丹江分校后进入均县跃进门小学学习，才算稳定下来，完完整整地上了一年半的学。到丹江口时，我是四年级的学生。虽然名义上是四年级学生，但自1968年1月入学至1970年12月的三年里，真正上课学习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一年多吧。

在丹江分校篮球场北面两列平房的中间有一条小路。小路往北走到头是一条小河，小河不宽，却挺深，上面有一座简易小木桥。小木桥宽不足一米，长约十几米，没有扶手栏杆。平常小河里水流潺潺，带有乡间自然纯朴的诗意，但雨季、特别是暴雨大雨过后山洪下来时，潺潺溪流变成惊涛拍岸，混浊翻滚的河水咆哮着奔流而下。那座简易小木桥在滚滚的山洪中颤抖。当我们放学走过时，湍急的河水让人感到头眼昏花。奔腾咆哮的河水仿佛随时会将小木桥裹挟而去。在丹江口近两年的时间里，每天上学我们都要来回四次走过这座小木桥。木桥虽小，却还结实，因为是木头做的，过桥时在桥上使劲儿跺脚回会有很响的回声。当我和我的同学们集体走过这座木桥时，大家心有灵犀，不用老师号令，都会学着《列宁在十月》里的工人武装步伐整齐、使劲儿跺脚、声若轰雷般走过小桥。走过小木桥后接着就是一阵快活的笑声。

过桥后右拐，是一条小路。小路的左边，是一道高大的石头墙，石头墙里面的墙边有几排高大的树木，在往里是一个部队大院。小路的右边是一条小河。小河对面的山坡上高高低低排列着一大片简陋的灰砖灰瓦的旧房子，我的班主任胡桂英老师一家就住在那片房子里。沿着小河一直往前走二三百米右拐，是一座小石头桥，过桥沿着一条小土路一路往上走，走到坡顶，就是跃进门小学了。

跃进门小学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走上高坡一直往前走几十米是学校的中心，一个泥土地的小操场。操场北边是一个十几米高、直上直下、悬崖一般的陡坡，坡下面是一条小河。操场的南边有一个在山坡上挖出的十几平方米大小的凹槽，那是学校开会时的舞台。舞台南边是一片斜坡，斜坡上有小树林和学校的自留地，再往上就是南山了。学校的南山就是丹江分校大院的北山。操场东边是一排高大的红砖红瓦的平房，这是学校最好的建筑，平房里有两间教室，那是五六年级上课的地方。大教室往东走不远一拐弯就是均县前进中学，再往东一直走有一个小村庄，路南边是山，北边都是农田。

操场西边有一个石头和水泥砌起来的乒乓球台。在那个简陋的石头乒乓球台上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操场西边有两排房子，靠山的那排房子是办公室和宿舍。东房是校长办公室，中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西房是数学体育音乐等科目的江才襄老师的宿舍。老师办公室的北面坡下有一排两个教室的平房，教室前面不远就是那个近十米高直上直下的悬崖陡坡。老师办公室的西边靠山坡的地方是一排有三个小教室的平房，低年级在那里上课。除了操场东边那座高大些的教室，其他三排教室都是低矮简陋灰砖灰瓦泥土地面窗户狭小四季透风的小平房。厕所在学校操场的北侧。

丹江口的冬天很冷，又没有北方的暖气，为了保暖，学校的窗户做的都很小。记忆中只有操场东边那排教室是南北大窗户，而且是玻璃窗的，其他的教室都像是原来农家住宅改的，低矮，窗户小，光线不足。上课时，晴天还好，到了阴天雨天和冬天，屋里昏暗，老师查看书本时，要走到门口对着外边的亮光看，所以教室的门一般是不关的，靠窗户的同学还好，中间的两排同学，没有地方取光，只好把书贴着眼睛看。黑板是在教室前面的墙上挂上水泥抹平晾干涂上墨汁后上课用，新的时候还好，时间长了，墨汁脱落，老师写在上面的字和符号很难看清，所以每次黑板刷上新墨时都是一件愉快的大事。桌椅板凳都是原木，做的很粗糙，时间久了昏暗发黑发亮，两个孩子一张桌子，一个板凳，桌子没有抽屉，书包就挂在桌子的左右边上。教室内四周的墙壁都是黄泥土，地面也是泥土的，凹凸不平。我不记得那些教室下雨时漏不漏雨？

我与二哥去跃进门上学的第一天，忘了是父亲送还是母亲送或是我们自己去的，我们先去见校长。校长叫关定国，个子不高，慈祥和气而严厉。他把二哥和我分别交给六年级和四年级的班主任，嘱咐我们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四年级班主任是位男老师，很认真负责的一位老师，教我们数学语文政治。他把我带到老师办公室西边那排房子的中间的那个教室，那是一间很简陋的教室，土地土墙没有吊顶，南北墙上的几扇小窗户用弯弯曲曲的木棍做挡头，上面的窗户都破了。木头桌子，长条凳，两个人一张课桌。黑板斑驳陆离，十分破旧与沧桑。这是我见过的最破的一间教室了。四年级就一个班，都在这里上课。班里有20几位同学，有干校的，有当地的，还有其他单位的。

漂亮的滨滨就在这个班里。另外还有两位来自丹江分校的美女，一位叫张浩，漂亮文静洋气，学习成绩优秀，身体有些弱，冬天她妈妈怕她冻着，不让她上学，经常请病假在家学习。另外一位叫尤国丰，漂亮洋气，长相异禀，皮肤特别白，好像好斗的小母鸡，脸总是红红的，学习第一优秀。以后两年的同学生涯里，我总是觉得她隐隐得跟我较劲，好像总想在方方面面灭了我才高兴，特别是在学习上，每次考试要是成绩比我好她就特别的得意洋洋。要是成绩不如我，一个星期之内所有干校的小男孩小女孩都敢不理我。当时我也没特别在意，心想大丈夫不能与女人斗，让她三分也没什么，于是假装不知道。几十年以后我们再见面时，她说当时多好啊，你是男生的头儿，我是女生的头儿，跟美国两党似的，斗来斗去，多有意思啊。我侧目看了她很久，问她是不是把我斗败了就很高兴。她说是，我问为什么呢？我又没惹你。她说不为什么，打败了你我就是高兴，完全不讲理的神态。我的天，女人真是不可理喻。

四年级里干校来的男生只有一个人，叫万小元，人特别得随和，开朗，特别会交朋友，无论大人小孩儿与谁都好。三年级有两位男生，一位叫陈小川，我们讨论过鞋底应不应该洗的问题。他本来是四年级的，到了跃进门小学觉得进度跟不上，于是自己做主去三年级学习。另外一位男生叫陈建义，他好像是58年的，个子比我们都高，特别的爱玩儿好动，不好读书。有一位女生叫袁小牧，电影局长袁牧之的小女儿，聪明漂亮文静洋气，下腰的功夫极好。一次我们在办公室门口等老师召见时，我问她能不能双手下腰摸到地面，她静静地说你先摸一个。于是我有些显呗地先下了一个腰，龇牙咧嘴地手将将摸到地面。她微微一笑，双手往前一伸细腰一弯，双手直接按在办公室门里的地面上，稳稳不动，好一会儿站起身来，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小脸一红说你比我厉害，从此不敢再向女生挑战下腰摸地板的功夫。要知道，办公室门里的地面比我们站着的办公室门外的地面还要低半尺以上。

五六年级除了二哥之外，还有李会元，郑田田，女生有袁牧女，袁牧之局长的女儿，还有一位漂亮女生，因为不大搭理我们几个浑身脏兮兮的小男孩儿，所以名字没记住。

上了五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是胡桂英老师，她是语文老师，还兼管学校的红小兵团、洋鼓队、文艺宣传队。胡老师的小女儿是我的同班同学。

五年级时，江才襄老师教我们数学和体育。江老师好像是襄樊人，示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跃进门小学教书，是跃进门小学学历最高的。跃进门小学虽然是农村小学，但很多老师是很洋气的。我们尊重每一位老师，但更喜欢江老师，因为江老师是白面书生，梳着大分头，穿着整齐、干净、体面。大概因为我们是北京来的城里人，听话有礼貌，学习态度认真，学习成绩也好一些，所以江老师比较惯着我们，因此我们投桃报李地认为江老师也是城里人，并引为同道。

其实跃进门小学的老师们都比较喜欢我们，也都惯着我们。因为我们是北京来的，首先就博得了老师们的喜欢，加之我们长相齐全、模样周正、穿戴整齐、干净利落、有礼貌、机灵、淘气、学习成绩也过得去，所以老师们都给我们面子，哄我们开心。我们也比较争气，洋鼓队、宣传队、运动队搞得有声有色，上课时老师一点就通，一说就透，考试成绩也比较好，关键时刻上得去，重要时刻拿得出手，劳动时也是奋勇争先。所以老师们很是高看我们一眼。

记忆中有一位瘦瘦的女老师，因为瘦而显得有些高，也是学校领导之一，说话慢慢地，特别会讲道理，我犯了几次错，规规矩矩站着那里听她教诲。有一位高高大大的男老师，教过我语文，他是从县中药公司来的，我还请他帮忙买过中药“黄芪”。还有一位女老师，是我到跃进门小学一年后才来的，城里人摸样，普通话讲得好，对我们很和气。开县运动会时，她在操场上走，附近正在比赛投掷手榴弹。一位运动员用尽全身力气扔手榴弹时脱了手，那颗手榴弹冲着那位正在操场上背对着投弹手走着的女老师后脑飞去，在全场一片惊呼声中，那位女老师突然低头弯腰蹲下，那颗脱手的手榴弹贴着她的头皮飞过，远远地落在地上。我觉得那位女老师真是神极了。

刚到跃进门小学时，我上四年级。同班同学除了张浩、国丰、斌斌、元元等文化部分校子弟外，其他的大都是当地的乡下孩子，也有几位附近部队的子弟，记忆中没有605厂的子弟。当地同学穿的都很简朴。

记忆中当地男生里有一位身材高高大大的，人很厚道，不爱说话，力气很大，经常不上学，在家帮助父母拉车送石头挣钱贴补家用。他是男生中的头儿，与我是好朋友，我们俩从来没有争执过。另外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男生也是当地男生的头儿，爱咋咋呼呼说笑话。有一次劳动时我们因为文化部另一位男生黄钺吵了起来，还差点儿动了手。有人立即报告了老师。我们俩一看老师走过来的时候，赶紧弯腰一起搬石头，好像特别团结协作的样子。老师过来问我们怎么回事？是不是打架了？我们都对老师说哪儿的话，没有的事儿，不可能的事儿，我们俩这不一起搬石头吗？老师看我们俩团结协作齐心协力一起搬大石头，说没打架就好。走时留下一句话，好好干活，不许打架。然后就走了。

老师走后，我们俩一起把那个告黑状的小子臭骂一顿，越骂越气，于是把那小子按在地上，胖揍一顿，临了还踢了几脚，警告他再敢胡说八道告黑状下次绝不轻饶。那小子爬在地上大哭大喊，绕了我吧！绕了我吧！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谁知道你俩是一拨的呀。因为这件事儿，我们俩反而成了好朋友，以后再也没发生过龌龊。那个告黑状的叫潘金斗，是我唯一记住的当地同学的名字。这小子招人恨，所以我们经常揍他，这小子也会说俏皮话，又会装可怜，也挺招人喜欢的。我们还用鬼子进村的曲子用他的名字变成歌，一起唱。每唱这首歌儿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开心，那小子生气却也敢怒不敢言，因为要是敢言语一句，立即就是一顿胖揍。他好像挺喜欢被大家揍似的。几天不挨揍，他还招这个惹那个，爱了揍，就大哭大叫舒心畅快。

当地同学女生的头领是胡桂英老师的小女儿，平常不说话，关键时刻一句话噎你一跟头。还有一位挺热闹的女孩子，后来才知道她已经18岁了。18岁还在上小学5年级，这让我比较意外、吃惊和难以理解。另外还有几位女生，我早已忘记了她们的名字，平常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使你几乎不会注意到她们的存在，可是开运动会时，她们却展露出过人的能力，劳动时特别能吃苦，特别是打扫卫生时，经常默默地过来帮我干活，我说我会干，我能干，她们总是抿嘴一笑什么也不说继续干活。

还有有一位部队的女孩，高挑的身才，不爱说话，总是文文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们闹来闹去，好像大姐姐看小弟弟打闹一般。在我们进行军事演习训练的时候，有一次练习行军，当我们从学校走了近两个小时，快到地头时，我突然发现我的玩具铁手枪丢了。正当我急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时，那位女生笑嘻嘻地从兜里拿出我的小手枪递到我的面前红着脸腼腆地说，这是你的吧？还是班长呢？枪丢了都不知道。我愣了好一会儿才不好意思地说声谢谢拿回了那把手枪。那时我小，不懂风情。要是现在听到这句话，非五雷轰顶不可。

在跃进门小学上学时，还有一个情形让我记忆深刻。又一次，不知是上体育课还是上自习课，我在学校院子里溜达，无意中看到教室外面的墙根下有好几个非常小的孩子，也就一两岁两三岁的样子，他们浑身脏兮兮的，坐在窗户下的台阶上，低着头，流着哈喇子，东倒西歪地在睡觉。看到那几个小孩子在睡梦中晃来晃去地样子，我觉得很好玩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惊动了教室里的同学，正巧下课了，几个女生跑出教室，抱起那几个孩子帮助他们收拾。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很神奇。神奇的不是她们照顾弟弟妹妹，我也照顾妹妹，让我感到神奇的是怎么小学生还可以带着小小孩子来上学呢？这种事儿我是第一次见到。

跃进门小学学校虽小，人数也很少，房屋场地设施也十分简陋，但老师们却很认真负责。从1970年12月到丹江口至1972年10月回北京，我在跃进门小学度过3个半学期，系统地学习了语文和数学，完成了小学4、5年级的学习任务，并在此毕业。

现在跃进门小学的建制已经取消，建筑物也都已拆除，但跃进门小学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