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驰援大本营

黄晓捷

有学上的日子是快乐的。

孩子们有了正经事做，一周六天，天天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午下午都有课。农校的院子里响起了郎朗的读书声和孩子们的嬉戏打闹声。孩子们有地方去了，有事做了，不再到处乱跑，大人们放了心，可以集中精力干些事了。

既然是战备疏散、下放锻炼，而且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以就必须进行农业劳动。由文化部的干部精英文化精英组成的“五七”军团在向阳湖畔围湖造田，建设家园，临时散居在外的各个家属连也没有闲着，都被派了在职干部管理和指挥家属们开荒种地。文化部机关家属连的指导员由一位12级干部担任，他是王仁道伯伯。

成年的家属们在孩子们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被组织起来，天天出工干活了。但并没有要求孩子们跟着一起去。所以我不知道家属连的主要农地在哪里。

不过开学以后，我们除了上课，也跟着母亲们在农校大院和大片家属区之间靠家属区一侧的空地上开垦了不少土地，并在那里种了豆子和其他农作物。母亲们和有点儿力气的高年级同学拿着铁锹和锄头在前面挖出一个一个小坑，三四年级以下的同学跟着大人把豆子放到小坑里，盖上土，再用脚踩结实了。大人们说一定要把土踩结实了，这样小苗长大不会倒。金口热得早，虽然是三月天，可是干活的我们热得居然穿起了背心，光起了膀子。满头大汗、满身大汗的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跟着大人们向着肥沃的红土地撒下了我们人生的第一次种子。母亲们说过些日子我们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蔬菜和粮食了。

学习和劳动并行的日子过得飞快。

转眼到了插秧的季节。在去镇里的路上，我们看到稻田里，农民们已经赶着水牛开始耕田了。强壮的大水牛拉着犁在水田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着。看着水田里拉犁的水牛，我心里想，这些牛该有多辛苦多累啊。

一天，家属连的母亲们忽然忙了起来。

总部向金口镇家属连发出了紧急通知，凡健康、没有小小孩儿的家属、初中以及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学生立即整装，随时候命出发，他们的任务是到咸宁总部报到，帮助插秧，报到的地点是，每个人的爸爸所在的连队。

接到通知后，家属连的母亲们和五年级以上的哥哥姐姐们立即行动起来，家家户户凡是有符合条件的都开始抓紧收拾捆扎行李。虽然是去总部参加重体力劳动，但大家很久没见过父亲了，所以都有些兴高采烈的意思。

我们家只有二哥符合条件。

我和6岁的妹妹不能去，自然母亲也不能去。不能去干校总部，这让我有些丧气。可是没有办法，谁叫我只是四年级的小学生呢？

没过几天，总部派来接人的大卡车到了。

就在出发的那一天，二哥在水房里逮到一只小水鸟。小水鸟的羽毛特别鲜艳，好看极了。它的头部是好像是会发光的蓝色、绿色、红色和橘黄色相间的羽毛，两只翅膀是由黑色至蓝色、绿色、红色、橘黄色不断变换的羽毛，脊背是黑白相间的，尾巴长长的，由黑到红，好像还泛着蓝绿之光，煞是好看。一时间，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小朋友都知道了，都跑来看。小水鸟好像不怕人，头一伸一缩忽高忽低地左顾右盼。眼睛闪着光，好奇地看着周围不断围过来看它的人。在我们的眼里，这是一只好看的小水鸟，在水鸟眼里不知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形状和存在？

行李都上了车，马上就要出发了。二哥把水鸟交给了我，要我好好看着，好好喂养，别让它飞了，然后提着包集合去了。因为刚才二哥拿着水鸟，围着看的都是男孩子。这回水鸟到我手里了，很多女孩子立即围过来看。

这让我很是奇怪。那时闹男女生界限，男女不说话，与兄弟姐妹以外的异性不要说一起玩儿，谁是说句话，就会被起哄，甚至被视为“不正经”。我以为谁都严守这一道男女大防呢。没想到来了那么多女孩子围着我，看那只漂亮无比的小水鸟，好像一点儿都不在乎男女界限似的。我有些尴尬，想问问她们是不是为了看漂亮的小水鸟连男女生界限都不管不顾了吗？还想说这是我哥哥抓到的，现在是我的，不给你们看。万一看飞了怎么办？

可是我连屁也没敢放一个。因为领头的是江阿姨的小女儿建英姐。那时她上六年级。这世界上有个规矩，谁家爸爸的官大，谁家老婆的地位和孩子的地位基本与老公老爸一样大。聂伯伯是文化部政治部的大领导，又是干校的大领导，所以建英姐自然是女孩子们的大头子。男孩子的头子中学以上是江阿姨的儿子建国大哥与张阿姨的宏盛二哥，小学以下的是二哥云水。建英姐是女孩子的头子，有点儿大姐大的意思。她也要去咸宁，但她好像不急着走，带着一帮小女孩过来看我手里的小水鸟，一点儿都没有男女界限的意思。建英左看右看觉得不过瘾，竟然不顾男女大防与我说起话来，搞得我受宠若惊。要知道靓丽的建英姐平常是连正眼都不瞅我一眼的，让我觉得特别得自惭形秽。今天居然与我说起话来，还有求着我的意思，向我保证说绝不会让水水鸟飞了。还说要是飞了，赔我一只，不，赔两只。说着不管我同意不同意直接从我手里把水鸟拿走了，握到自己的手里左看右看，舍不得放手。一群小女孩毫不含糊地立即把我挤开，紧紧地围住建英姐，叽叽喳喳地议论那只小鸟。一瞬间，我根本就不存在了。我本想说那是我们家的鸟，还给我。可是到底我还是连屁也敢放一个。

那边集合哨响了一遍又一遍，建英姐才依依不舍地顺手将小水鸟交给了张阿姨的小女儿小红姐，然后搭理都没有搭理我，拍拍屁股去集合了。张阿姨的小女儿小红姐上五年级，应该也去驰援总部插秧的。不过因为心脏先天不好，身体弱，不要说重体力劳动，就是走快些，或是天气不好，都会不舒服，甚至坐在那里脸色煞白地喘。所以小红姐不能去咸宁插秧。她生怕小水鸟跑了，所以双手紧紧地攥着漂亮的小水鸟。小水鸟大概被攥得十分不舒服，就不断“吱”“吱”“吱”叫着，使劲儿挣扎。小红姐成了小女孩们的中心。

小姑娘们围着小红姐，嘴里都是惊奇的赞美之声。每个人都伸手去摸水鸟漂亮的小脑袋，摸小水鸟漂亮的羽毛。摸得小鸟惊恐万状。正当她们兴高采烈地一边欣赏一边赞美一边东问西问一边乱摸小鸟的时候，正当张阿姨的小女儿顾盼神飞地回答大家各种问题而不慎走神的时候，被唧唧喳喳摸来摸去的小女孩们吓破胆的小水鸟忽然拼命一挣，一下子窜出了小红姐的玉掌，扑棱棱地振翅高飞，在我们头上飞快转了一圈儿，高叫几声后，一眨眼飞得无影无踪。女孩子们愣愣地望着空空如也的天空，然后不好意思地还有些可怜地看看我和妹妹，然后一声不响地都走了。

妹妹哭了，摇着我的手，要我给她把漂亮的小花鸟抓回来。那天丧气的很，二哥走了，小花鸟飞跑了，又被妹妹逼得有些走投无路，带着妹妹在农校院子内外、水塘边、树林里、甚至长江的支流边乱转了一天也没看到一只小鸟的影子。小花鸟飞跑了，我很丧气，但更怕的是二哥回来了，会臭骂我一顿。怕他骂我连只破鸟儿都看不住，活着有什么用。

晚上回家，母亲看到垂头丧气的我和双眼红肿的妹妹，惊异地问怎么了？妹妹说了原委。母亲听后安慰我们说，这好办，等云水哥哥回来再让他给你们抓一只就行了。我心想哪里就抓到那么漂亮那么机灵的小水鸟了，那是二哥蒙着抓到的。小水鸟无意中飞到水房里，慌慌张张地乱飞，一下子撞到墙上，撞晕了头，摔到了地上才被二哥抓到的。

没有了哥哥姐姐的院子、学校和家里空空荡荡的，一连几天大家都无精打采。

当我们还没有从哥哥姐姐们离开和小花鸟飞跑的沮丧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又接到了咸宁总部发来的急令，时令不等人，所有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和所有能去总部的家属立即准备，随时待命出发，支援总部插秧。还说能跟着走的小孩子都跟着去。

四年级的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终于被大人们重视了，终于有用了，终于可以去见爸爸了。突然之间胸中升腾起一种成为中流砥柱一般的牛逼感觉。我们立即成为三年级以下小同学们羡慕的对象。一瞬间，仿佛走起路来都有些不知先迈哪条腿的意思。走起路来都拿着端着，假装稳重和有用，仿佛天降大任于我。母亲们连夜收拾行李。因为有了多次搬家的经验，天气也越来越热，也没那么多行李，很快行李就收拾好了。

没过一半天，总部的大卡车就到了。金口镇文化部各口家属连最后一批像点儿样的劳动力在老人、病人和三年级以下小孩子们的欢送和注目下，乘着十轮大卡车驰援总部前线。扶着槽帮站在车头后边迎着风凝视前方的我，心里颇有一点点壮士出征上阵杀敌的感觉。

卡车一路颠簸向咸宁飞驰而去。与来时一样，我没有记住沿途的景色和路况。都是田野水塘山川绿树青草行人平房等平常见惯的东西，没什么值得一个10岁小孩子记住的惊人景观。

不过途中，正当我们被高速行驶在简陋公路上的卡车颠得头昏脑胀昏睡不醒的时候，一个孩子突然惊奇地大声喊道：大炮！大炮！快看呀，大炮！好多大炮！昏昏沉沉的小孩子们立刻被惊醒，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双手紧紧抓住汽车的曹帮，沿着那个小孩子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远远的空旷之处，有一个巨大的军营。军营围墙内的大操场上整齐地排列着无数门大炮。有的被炮衣包着，有的没有炮衣，墨绿色炮管和炮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脑浆已经由豆浆状迅速恢复成豆腐脑状的孩子们立时兴奋起来，激动地大声喊着：大炮！大炮！快看呐，大炮！我们的大炮！我们的炮兵！有个孩子忽然喊道：开炮！开炮！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于是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一起竭尽自己最大的声音高喊：开炮！开炮！快开炮！快开炮！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这是电影《英雄儿女》里志愿军战士王成一个人坚守阵地时最著名的一句台词，王成是那个时代无数小孩子们心中的偶像，也是他们模仿的榜样。革命英雄主义整整激励着不止一代人。

母亲们也都醒了，都直起了腰，坐在行李上，手打凉棚，看着远方军营里的大炮群。听着孩子们激动的呼喊，一位妈妈说，开炮，开炮，一炮炸碎你的小卵蛋，叫你一辈子娶不着媳妇儿。母亲们都笑了起来。另一位母亲说一炮可不是炸碎小卵蛋的事，咱们这一车的人都没命啦。车上很多母亲是政治部家属，很多人当过兵，十万女兵复员转业时，她们响应党的号召回家当了家属。她们都是从残酷的战争年代跟着共产党走过来的人，知道电影和现实的巨大差别。

经过近一天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位于咸宁向阳湖湖畔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总部。卡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走停停，不断有人下车，与迎接他们的家人一起消失在土路旁的树丛后面。暮色深沉时，载着一大队家属们的卡车一个油门，呼啸着冲上一个高坡，然后利索地停在一片红房子面前。那里是一大队队部的食堂。

伙房里鼓风机啸叫着，正在努力工作。烟囱里冒着黑烟，燃烧着的煤发出的刺鼻呛味和饭香菜香的味道混在一起直冲脑门。等在食堂前的叔叔阿姨和先到的5年级以上的大孩子们立刻围了上来，把小孩子们抱下车，再把车上的阿姨们扶下车，之后卸下车上的行李，妇女孩子们与老公父亲哥哥姐姐们相见，自然十分热闹亲密。有家属来的男人们带着老婆孩子去自己的住处，没家属来的大人们帮助搬运行李。

父亲和二哥来接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好几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是来文化部“支左”的。文革开始前后，文化部来了两批部队的干部，一批是我父亲这一批，1965年脱去军装转业进入文化部，接管了很多部门，并到各个单位排查左中右。文革开始后，这批干部与文化部以前的其他干部一道被“造反派”揪斗。天下大乱。毛泽东随即派遣现役部队的干部战士到各地各个单位“支左”，稳定局势。这些穿军装的干部战士就是那批到文化部“支左”的现役军人。

战士们对我母亲非常尊敬，热情地帮助我们提行李。见到解放军战士我们感到特别地亲切，因为是“自己人”，那时候我们还自认为是部队的人呢，其他人都是“老百姓”。我们一家和这些解放军战士住在同一排房子的同一个单元里，门挨着门。房子虽然很紧张，但战士们为了让我们一家住到一起，他们挤到了另外两间房子里，使我们一家有一个独立的房间。父亲当时在一大队队部工作，条件比连里稍微好些。一大队队部的红砖房都是文化部五七战士们1969年到干校后新盖的。虽然很简陋，但是比起老乡家、帐篷和公棚不知要好多少倍了。

一大队是文化部部机关的代号，队部所在地是一座叫“452高地”的小山岗。“高地”是军队作战时对一些特定山头的叫法，数字是山头的海拔高度。我记住的“高地”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是“1211高地”，是看朝鲜电影《1211高地保卫者》时记住的，《1211高地保卫者》是我六岁到北京以前在唐山24军军部看过的一部电影，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这部朝鲜电影的名字记忆那么深刻，而这部电影的内容我却一点儿记忆都没有。

晚饭后在卡车上颠簸了一天疲累不堪的我一头栽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那晚我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因为爸爸就在我身边。